中国对印度战略浅析
赵干城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室主任
【内容提要】中国对印度战略是中国南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物质能力、观念和发展前景这三方面都体现出相关的理念及包含的意义，即印度是影响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印度的崛起是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印度与中国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仍是促进中印战略关系顺利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些考量也许构成中国对印政策选择的基础。
印度的崛起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作为与中国在西南边疆毗邻的大国，印度的崛起可能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是中国在战略上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不仅因为中国与印度仍然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因为这两个亚洲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着双方都需要认真思考的因素。从中印关系的现状来看，两国自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德里之际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谋求建立合作互信的进程进展良好，在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都有很好的表现，特别是胡锦涛主席2006年11月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强调了双方将采取十项战略措施，以促进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朝着更具实质性的方向前进。[1]这十项措施可能标志着中印关系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即双方在看待对方的地位与作用时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角度，那就是在两国均处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无论是哪一方的发展，都不构成对另一方的威胁，因为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允许这两个发展中大国同时崛起。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对印度的战略。
一
中国谋求改善和发展对印度关系的战略因素
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历史地看，是中国的南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文明悠久的南亚次大陆，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中国文明因素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曾不断从次大陆文明特别是印度文明中吸取营养。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一位印度记者的问题时所说，中印在相互交往的2000多年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友好的，不愉快的插曲是非常短暂的。[2]这里，中国领导人向印度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即中国把与印度的关系放在历史的大框架里考量，同时也不否认两国之间是存在着问题的。这些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南亚政策尚未成型之际，就已初露端倪，那就是中印围绕西藏问题而产生的分歧。
从中国的角度看，西藏问题纯粹是中国的内政。由于清末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家内忧外患不断，英国殖民者得以乘虚而入，西藏因而面临被分裂出去的危险。但英国殖民者撤离次大陆后留下的这个“政治遗产”，无论从印度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看，还是从中国遭受的屈辱着眼，都是充满罪恶的。因而印度在独立后企图继承这份“遗产”的动机，在中国看来是值得怀疑的。从1950年10月毛泽东下令进军西藏完成国家统一之时起，印度如何处理其自以为与西藏地区拥有的“传统关系”就与中印关系密切相关。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内阁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入驻拉萨产生的分歧与争吵，反映了独立后的印度对中国的一种地缘政治看法。例如，由于印度此前与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已打过一仗，因此印度内阁中的一些重量级阁员就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完成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国家统一使命有可能使印度面临“两面受敌”的危险。[3]这种看法的根源无疑在于，与中国陆地接壤令印度感到不安全。
尽管尼赫鲁并没有采纳其阁员的看法，而且当时中国也无从知晓印度内阁在西藏问题上的争吵，但印度的行为仍然显示出印度在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时提防、戒备之心甚重。虽然中印在西藏问题上并没有发生冲突，并且最终达成了协议，然而双方围绕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及嗣后的谈判无疑促使中国认识到南亚地区的重要性。在冷战逐渐走向高潮时，中国的南亚政策与战略也因应局势的变化而成型，其核心是寻求与南亚各邻国的睦邻友好相处，维护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就中印关系而言，在整个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形成了从高峰跌入低谷并重新走向和解的曲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公众舆论，在思考对方的形象和地位时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起伏。需要指出的是，在奠定两国各自对外战略时，如何看对方，常常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有些东西是不可改变的。例如，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看，这两个毗邻国家都拥有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喜马拉雅山脉虽在地理上起到一定的阻隔作用，但地理上的相近决定了两国之间的交流既是必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问题。西藏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表明在一定的观念的指导下，本来可以不成其为问题的也可能成为很大的问题；同理，如果观念改变了，有可能产生问题的地方，双方仍然可以寻求和解的方式，直至使问题消失。
从这个角度切入，也许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剖析中印关系，并进而讨论中国在新时期对印度战略的基本理念。其一是物理的现实，即两国的物质能力发展与环境；其二是观念的现实，即以什么角度看对方的能力与作用；其三是战略关系的前景，即两国关系未来应朝什么方向发展。
首先是两国的国力与面对的国际环境。以绝对值而言，印度与中国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改革比印度早十年启动，而且在印度于20世纪90年代初也开始着手改革其旧的经济体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亦超过印度。这两个因素相加，使中国的经济总量高于印度，反映在数据上，则中国的GDP在2006年已越2.5万亿美元，印度则不足1万亿美元。由于人民币价值的低估，因此，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经济总量可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排位得到上升，但并不能改变其落后于中国的现实。
中印国力差距在国际体系的意义上并没有改变这两个大国同时崛起的事实，在双边关系上则未必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由于国力的差距必定产生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差距，使印度未必能够正确看待中国的政策和行为。例如，2005年，印度与日本、德国和巴西组成四国集团，力争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改革安理会，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由于国际社会对此并无共识，在矛盾激烈的状况下，四国集团的努力终告失败。印度舆论及学界虽然对四国集团的努力方式和策略也有所批评，但仍将此项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中国的反对，并因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也是所谓“守成”大国，决不会支持印度成为与中国一样的大国。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印度强调其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中方则再次声明“高度重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4]可见在印度视为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从来没有像印度舆论描述的那样消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异使处于弱势的一方很容易将此类重大问题上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归因于强势一方，并片面夸大两国关系中其他消极因素。
其次是观念层面上的问题。在中印关系史上，两国究竟是亲密邻邦还是敌我对手，是合作者还是竞争者，诸如此类的观念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清楚的定义。当然，观念来自各自对利益的认识。利益是变化的，在某一时段被视为核心利益的在另一时段可能就不是，因此会产生观念上的相应变化。尽管如此，两国仍然需要对彼此的看法有一个长期的战略基础，在两国今天都处于高速发展的时候尤其如此。就观念的现实而言，双方都存在一些非常不确定的因素，同时，两国都已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现实因素，因而要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两国应以何种方式实现“和”，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在观念上如何认识对方。两国的国力如何，是可以客观衡量的，但如何看这个现状以及因这种现实而认定的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却需要摆脱历史纠葛，更需要有前瞻的眼光。这些都不是两国关系中能够自然产生的，而是要双方都做出巨大努力的。
在中印战略关系的长远前景方面，目前大致可分为以积极的乐观看法为主的和以消极的负面因素占上风的两种观点，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看好派和看坏派。对中印关系的长远前景持积极看法的，最重要的体现是在两国政府层面上。印度1998年核试验导致中印关系一度跌入低谷后，双方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重建了互信。在过去的近十年间，双方高层往来频繁，每一次首脑访问产生的联合声明或宣言无不强调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两国都赞成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反对单边主义；在经济上，两国的高速发展在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从长远来看，尽管两国关系中还存在着各种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根本基础。
对中印关系的长远发展的消极看法主要存在于媒体和安全战略学界。除了西方媒体渲染的中印竞争外，在印度媒体和战略学界，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甚至现实的“威胁”的看法并非凤毛麟角。例如，印度酝酿已久的“烈火”III型中远程导弹可携带核弹头，射程超过3500公里，因此该导弹2007年3月试验成功后印度媒体便声称其可以覆盖北京等中国的主要城市。言下之意，印度开发该导弹的主要目标是威慑中国，因为印度并不需要如此射程的导弹来对付其宿敌巴基斯坦。鉴于中印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存在谁威胁谁的问题，因此这种看法只能说是出于一种长远考量，表明在印度方面看来，中印关系的长远前景是存在不确定因素的。印度的这种看法势必在中国引起反响，而且不可能是积极的回应。这是考虑两国关系的战略前景时面对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究竟与中印关系中的历史恩怨有关还是两国国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两强相争的结果，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综上所述，中国谋求改善和发展对印关系的战略包含三个主要方面，即印度是中国的主要邻国之一，印度是发展迅速的大国，印度与中国尚存历史遗留问题。这三大因素与中国推行稳定周边战略、建设睦邻关系、推进和谐亚洲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就中印关系而言，虽然双方在进入新世纪后已为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做了战略性规划，如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访印时发表的《联合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但鉴于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如何防止目前的积极势头出现倒退甚至逆转，以及如何使战略伙伴关系更实质化，仍然是一项挑战。就中国的对印方针政策而言，需要建立对印战略的基本理念。
二
中国对印度战略的基本理念
中国对印度战略的理念首先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即印度对中国实现稳定周边、保持西南边境地区安宁、促进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目标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由于印度的地理位置和中印关系的历史渊源，印度的行为和政策对中国周边地区和边境地区造成干扰的可能性较大。在周边地区方面，虽然南亚次大陆不是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地区，但该地区发生冲突和动乱对中国的周边稳定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历史上，印巴冲突是中国南亚政策形成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迄今仍然存在重要影响，而印度显然是左右南亚地区形势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边境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印度的政策一度曾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自1976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表示印度认可西藏的主权属于中国以来，两国围绕这个问题的争端已大为下降。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在访华之际更以书面形式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正式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因此，从两国关系的层面看，这个问题已告解决。尽管如此，这并没有改变印度的一个看法，即印度一直自认对西藏是有着特殊影响的，而达赖及其追随者在印度流亡将近半个世纪，其与印度历届政府的关系客观上也为印度提供了与中国周旋的手段。当然，中国非常赞赏印度“不允许流亡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的承诺，但又不能不看到达赖仍在包括印度在内的诸多地方从事着反对中国的各种活动。解决与达赖之间的问题和进一步促进西藏发展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大国之路上的一个议题。这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努力，但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促进历史问题的解决，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在这个进程中，应当说印度是一个有着相当重要意义的因素。因此，如何针对印度的行为制定相应的政策，避免与印度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涉及中国周边地区和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其次，对印度的战略重要性的认识还基于一个客观事实，即印度的快速崛起在地缘政治层面上对中国构成压力。如果将印度的崛起分解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不同层面，应当说目前印度的力量尚未真正体现为全面性的发展，但印度在防务能力上的巨大投入，以及印度在外交政治上日益活跃，显示印度对在“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应首先注重什么，可能有其独特观念。例如，印度在冷战结束伊始就提出“东向”政策，在其初始阶段将目标锁定在恢复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并将经济合作视为政策的重点，从而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显然没有停留在这点上。根据印度学者的说法，“东向”政策使“印度得以摆脱了次大陆和东南亚之间人为设置的政治壁垒，现已进入了该政策的第二阶段，为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外交战略开启了一扇大门，即跳出严重限制印度战略选择的次大陆政治局限。”[5]这个观点表明印度要通过“东向”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向亚太地区扩大其影响和存在。印度的这种看法已引起美日等亚太大国的注意，可能也是促使日本首相安倍上台伊始就着力提出建设所谓“价值观相同”的“美日印澳”同盟的一个因素。印度的力量逐渐延伸到亚太地区，与美日等在各个层面上的联系愈益密切。虽然日本主张的此类同盟可能有很多动机，但将印度视为这样一个阵营中的潜在成员，显然包含了对印度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地位的一种新的看法，即将印度的崛起首先视为可以在亚洲起制衡作用的力量。关于这一点，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尚未进入白宫前，即于2000年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中国控制力量对比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此的反应。美国应当更密切地关注印度在地区平衡中的作用。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概念上的趋势，那就是把印度与巴基斯坦联系在一起，就是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或这两个国家的核竞争。但印度是中国要考量的一个因素，印度也应当成为美国考量的因素。印度还不是一个大国，但有潜力成长为一个大国。”[6]赖斯在阐述这个观点时，布什还只是总统候选人。一年后，当赖斯成为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时，这个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为美国对印度的政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印美关系在布什的第一任期内就已取得迅速进展，包括九一一事件后美国解除了印度核试验后仍然保留的所有制裁措施，并在安全防务领域与印度展开全面合作，甚至在民用核能合作方面对印度网开一面，不惜修改其国内法，于2006年3月与印度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7]
印度在亚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存在，以及以美日为首的西方大国对印度战略地位的青睐，预示着亚洲地缘政治形势的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值得亚洲国家思考的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究竟是要在亚洲创造一种新的均衡态势，还是想通过扶植某些国家达到其长期主导体系的目标？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印度，要回答这个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和印度在亚洲的地位问题。从亚洲乃至全球的国际体系稳定与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印度的成长是无可置疑的，但它们互相之间将以何种关系呈现在体系中，却是涉及两国根本利益的，同时也将决定亚洲未来的格局。从这一点考量中国对印度战略的基本理念，中国谋求改善与发展对印度的关系也是建立在两个发展中大国如何在国际体系中相处的观念上。这个体系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还没有多少话语权，而主导体系的西方大国并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这将产生一个争取与制约的矛盾进程。从这个角度判断美日等国笼络印度的策略，应该有助于理解中国发展与印度关系的战略意义，即防止印度转变为中国的现实或潜在的敌人。
此外，中印关系中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在未来双方的互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毋庸讳言，今天的中印关系所以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双方尚未解决领土争端。由于争端涉及的领土面积广大[8]，
对双方都是核心国家利益，因此轻言任何形式的让步或妥协都是不慎重的，也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双方在80年代中期一度在有争议的地区再次发生摩擦后，都已经充分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签署了关于保持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与增进军事上相互信任措施的协定。特别是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之际，双方发表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为解决问题确立了框架。自2003年建立边界问题谈判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后双方更是已连续进行了11次会晤。所有这些进展显示，一方面双方对以和平谈判方式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是有信心的；另一方面，解决边界问题的难点在于双方对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缩小直至消除这些分歧可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进程。这两点决定了解决边界问题仍将是未来中印关系中的核心。在中国对印度战略的基本理念中，坚持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及防止边界争端干扰乃至逆转中印关系的积极趋势，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 中国发展对印度关系的政策选择
积极促进与发展中印关系的主要动力来自双方关系中的战略因素。与50年代初期双方就西藏问题达成协议后取得的第一次和解不同，今天的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正处于快速崛起进程中的大国，将对亚洲的国际体系乃至全球体系产生至关紧要的影响。尽管准确预测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仍为时过早，也不可能精确，但一个协调合作的中印关系与一个对立甚至敌对的中印关系，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两国的根本利益的影响，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如何把握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趋势，趋利避害，对两国的决策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战略因素是政策形成的观念基础，而政策在务实的层面上却更为利益所左右，并且往往是眼前的短期的利益，但政策产生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从中国对印度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谋求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的意愿是明确的，但在推进中印关系的进程中，仍可能面临各种干扰。正如自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实现访华的破冰之旅后两国关系所见证的那样，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两国如何看对方都可能对政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并突出了政策选择的重要性。可以预期，这也是未来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关键特征。
鉴于印度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地位有上升趋势，因此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需要加强对印度的外交：其一是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致力于促进包括经贸和政治领域的互惠关系，并努力寻求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其二是印度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呈现的崛起态势，在国际社会中已构成发展中大国对现行体系的重大影响，引起西方大国的高度关注，是中国在国际体系的层面上应予以研究的现象；其三是印度在其地位上升之际对中国的防范之心未见明显下降，如处理不当，在美日的作用下有可能产生质变。
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印度与中国将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双边状态，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从中国的政策方面来说，如果中国对印度战略的基本理念是发展合作、争取协调，那么以双边关系的现状而言，政策的侧重点似应以减少双方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为主。此外，无论是媒体还是学界，都没有必要刻意夸大印度对中国的某些消极看法和行为，对印度某些人的敌意或行为，宜持从容应对的姿态。鉴于目前中印两国的国力差距，以及双方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差异，在处理双边关系中，应当说印度的自信相对较弱，这给了中国较大的余地，可从战略的高度，以宽容的姿态来应对。
在地区层面上，印度的崛起可能对中国的地位产生一定的竞争影响，因为印度的大国目标首先是在亚洲，从而将在南亚和东南亚发挥平衡中国的作用，这也是西方大国看重印度的主要原因。虽然中印领导人都强调了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中印两国共同发展，但也不能不看到，在现实政治中，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同时崛起，客观上造成了在政治、经贸、安全诸领域的竞争，特别是在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所谓影响力的竞争，是由相关大国的国力所决定的。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旨在消除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这个目标放到亚洲，应该就是和谐亚洲，其中与印度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们无法断定印度是否将与中国竞争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但可以肯定的是，抑制无益的负面竞争是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的。这一点近年来已逐渐成为两国的共识，并在中国的对印政策中有着相当程度的体现。这种政策将有效地强化中印合作的正面因素，反制西方企图利用中印关系中某些消极因素的不良用心，为亚洲的崛起提供新的活力。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曾指出的那样，除非中国和印度都发展了，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亚洲世纪。[9]邓小平预见的情况在将近20年后已逐渐显现，但仍然需要有政策上的调适。
最后，以中印关系的现状而言，谋求渐进式合作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理由支持这个观点。其一，双方的历史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因而立刻寻求建立亲密合作关系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其二，两个毗邻大国几乎同时兴起，客观上形成竞争态势，不大可能展开全方位合作；其三，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于印度处于较强势地位，今后可能促使印度采取“赶超”的姿态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使中国的主动合作政策受挫；其四，基于上述原因，渐进式合作有利于调整双方的矛盾，保持必要的回旋余地。从长远来看，印度地位上升将对中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两者孰轻孰重取决于双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政策互动。中国目前总体上对印度主动争取合作的政策的实际效果与中国对印度战略的目标仍有距离，预期在短时期内仍很难取得突破。虽然边界问题仍在中印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会自然导致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两个大国的共同崛起所预示的前景，是中国今后对印度战略的最重要的思考出发点。
[1] 这十项战略措施分别是：1.确保双边关系全面发展；2.加强制度化联系和对话机制；3.巩固贸易和经济交往；4.拓展全面互利合作；5.通过防务合作逐步增进互信；6.寻求早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7.促进跨边境联系与合作；8.促进科技领域合作；9.增进文化关系，培育民间交流；10.扩大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人民日报》，
[2] 《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
[3]
例如被称为“印度铁腕”的内政部长萨德尔·帕特尔在
[4]中印两国在新德里发表〈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
[5]Raja Mohan，“Look East Policy: Phase Two”, The Hindu, October 9, 2003.
[6] Condoleezza Rice, “Campaign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2000.
[7]美印民用核能合作涉及两个层面的法律问题：一是美国国内的“原子能法”，不允许美国公司与不签署“核不扩散协议”的核武器国家合作；另一个是美国作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也不得与后者开展任何核能合作。布什政府的决定因而在国内外都引起巨大争议。
[8]中印领土争端涉及约13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归属，双方边界线长达2000余公里，是亚洲迄今最主要的领土争议之一，特别是印度于1987年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为边界争端的解决设下了巨大的障碍。
[9] 《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谈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